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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落叶(散文)

来源: 免费小说网 时间:2019-12-23 16:23:06

四叔是父亲最小的弟弟。他是最早离开村子的人——以失踪的方式。

我所指的“失踪”是他的去向。他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地址。有人说他在这里,有人说他在那里。在别人的传言中,四叔是分身在四处的影子。他的职业五花八门:小混混,泥瓦匠,叫花子,算命人(四叔的口才好,有人说他可以去做职业骗子)。也有人说他贩卖毒品正在坐牢,在某个监狱里悔罪。总之人们在四叔离开后添油加醋,把他的出走当成新闻天天说道。每个人都具备了千里眼可以看到我四叔的落魄。

“不安安分分干庄稼,出去当二流子,真是个败家子儿!听说有人看到他在哪个桥底下捡垃圾,还捡到个神经病婆娘?”

“我也听说了。但有人说不是在桥下,是在哪个煤矿?”

四叔在这些传言里不仅成了流浪汉,还捡了个精神失常的女人。

最后人们不多猜疑了,一致定论:只有小学三年级水平的四叔是个混混的可能性最大——混混就是流氓的意思。

这种定论与四叔的口才有关,在更多人的想法里,口才那么好的人不可能混得像叫花子那么凄惨。他一定得是个坏人才对。那么,得出这样一个定论应该是最正确的。

他们说这些话从来不避讳我。

从此以后,我就是流氓的侄女。当四叔消失在村子,我走在那些人面前,他们就用打探流氓后人的眼神和态度来问我,因为我是小孩子,他们用不着跟我客气,语气骄傲而刻薄:你幺爸在外面杀人了吧?你还没有换牙,你猜猜看?

他们深信没有换牙的小孩身上潜藏着某种神秘的力量,话一说一个准。不管谁家的鸡丢了,他们都会跑去问没有换牙的孩子。这些孩子在他们眼里就是巫师。他们也把我当成巫师。但我还只是一个孩子,我不能掌握这些人的心思。

“不是,”我说,“奶奶说幺爸出去打工。”

他们有点不高兴。可是对于巫师的话,又不能不信。那之后不再问我这个问题。换了别的问题,一直把我的第一颗牙齿问掉了为止。

人们看笑话的心理永远高于他们的同情心。高明的人无非是在笑完之后来一番自省,然后掏出他们悲天悯人的同情。

可惜这种笑料并没有保持多久,很快四叔回来了。那是他离开村子三年左右。

前面忘了说,四叔在离开村子之前有一段短暂的包办婚姻。那场婚姻里,他有了一个儿子,离婚后归他抚养。他走以后,不满周岁的堂弟先后在大伯家,三叔家,还有我们家,轮番照顾。

人们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编造出各种各样的谣言。因为他们不允许这样的人出现在村子里。怎么可以这样呢?都结了婚为什么要离婚,这是忤逆父母的意思,尤其在有了孩子之后还离婚,简直可恨。那是要打倒的。非打倒不可。

他们多少人都过着打打闹闹的日子,照样白头到老,儿孙满堂。因此,四叔回来后,他们说,咋可以这样儿戏?你看你现在,土地也没有了,娃娃这么小。你老母亲那点包产地粮食——只够她自己吃!

“还出去吗?”他们最后有点同情的样子。

“还出去。”四叔说。

他真的又出去了。在走之前,他特意带着堂弟去街上下了一顿馆子。堂弟只有两三岁年纪,断奶早,不知饱足,吃那一顿馆子回来拉了三天肚子。当然四叔是不知道的。他把堂弟交给我父母照顾很快就离开了。

堂弟最后轮到大伯家照顾时,被他母亲接去照顾了一阵子。那时堂弟已经五岁了。后来才知道,堂弟在他母亲那里放羊。那是他后爹特意给他安排的任务。

五岁的孩子放羊,在许多人眼里是不靠谱的。但堂弟做得很好。虽然羊群跑散的时候他也大哭大喊,但总算没有弄丢一只羊。并且在不久以后,他身上拥有所有小羊倌统一的特征:瘦黑,脚力很好,声音洪亮,面容严肃,少言寡语。

四叔后来把堂弟接走了。他们成了流浪父子。村里没有他们的土地,也没有他们的房子。

在走之前,四叔在村里住过一段时间。并且没有提要不要出去的事情。我们当时还以为他要定居下来了。他的房子建在离我们家很近的半坡上。地基是别人送的。与其说那是他的房子,不如说那是奶奶的房子。按照村人的习惯,还没有成家的子女要和父母住在一起。房子的地基也是送给奶奶的。四叔只是沾了个顺水人情。

事实上,四叔照样是顶无片瓦的人。奶奶特别疼他,但她是个年迈的老人,手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就是三五几只鸡和一条半大的看门狗。

我当时特别羡慕四叔可以去到山外闯荡。我记得,他有一支非常漂亮的钢笔,是从外地买来的,经常别在他上衣的口袋里,露出一个漂亮的钢笔头。我很喜欢那支钢笔,有几个晚上都梦见那支钢笔是我的。有一天,我弱弱地跑到四叔家里,问他借那支钢笔做作业,说好了借一个星期,但第三天四叔就跑来拿回去了。这件事情在当时很生气,我认为四叔是个吝啬的人。我的三叔看到我那么委屈,当即承诺给我买一支更好的钢笔。但是他没有办到。直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买——现在我三十一岁——当年我十一岁。总之,那个承诺我到今天也没有忘记,还认为三叔欠着我一支钢笔。

三叔的“遭遇”提醒了今天已经是大人的我,不要轻易给小孩许下任何承诺。小孩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生物。

很多年以后我明白,四叔只是比我更爱那支钢笔而已——他很爱学习,有练习写字的习惯。那支钢笔不便宜,肯定花了他不少钱。也许用掉了半个月薪水。

为了这件事,当时很记仇的我在四叔带着堂弟走的那天早上没有去送他。后来我一直找着很多借口:早上下大雨,没有雨伞出不了门——我的鞋子坏了,赤脚不愿意出门——陈奶奶喊我帮她割猪草,我没有时间出门。

一定还有更多借口。但是现在已想不起来。即使再想起来,也只是驴脾气的少年闹出来的冷笑话。

有时候,你彻底离开一个地方反而容易被人很快忘记。至少四叔是这样的。最初人们津津乐道,说他肯定把儿子带去卖掉了,还有别的各种各样的传言。但逐渐就不谈他了。

四叔抛弃了他的村庄,村庄也将他抛弃了。之后有好几年时间,四叔从来没有带着堂弟回村子看看。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。

直到有一年,我从西昌坐火车去外省,在车站遇见四叔。他在车站附近工作。那时他已重新组建家庭。堂弟也长成了一个半大少年。

四婶不识字,没有工作。她是个地道的彝族妇女。因为彝族方言的不同,我们在沟通上有点困难。我的耳朵很笨,除了本地的彝语,其它地方的彝语怎么也听不明白。

他们一家三口只靠四叔微薄的工资度日。房子租在城边,房间里没有像样的家具。为了省钱,煮饭从来不用电,在租房的门口搭了一个小偏棚,里面放着一些干草、柴棍和引火的纸箱皮。

我的堂弟操着一口西昌本地话,很时髦的样子。他确实和村里的少年不一样。唯一的遗憾是,上学成绩不好,拼命一样上了五个一年级,读到二年级再也不愿去读了。也许他读到三年级,我可能有记错。

堂弟之后的时间都用来帮忙干家务,有时也很顾家的样子,捡一些柴火和瓶瓶罐罐回来。可是他后来变得很懒。而且整天比四叔还忙,一天到晚见不到人影,饭也很少回来吃。

我见到他时,他像个真正的小混混,与西昌一些问题少年流里流气走在街上,留着长头发,戴着一根奇怪的项链。他像个外向的孤独症患者,与一帮娃娃混在歌城唱歌,喝酒,猜一些简单的老掉牙的谜语,这些游戏完了之后,他沉默得像一棵树。反正我们相遇的那天,他带我出去见识的就是他平时的精彩生活。

“姐姐,我记得你以前才这么高一点呀。”他惊异地望着我的身高,用双手比划着。那是他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。虽然分别了很久,亲人的血缘始终没有让我们感到生疏。

那是堂弟流浪多年以后,第一次见到亲人。他那天显得很激动,恨不得将他平时去过的所有好玩的地方都带我去走一遍。

“你会喝酒吗?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我会。”他抿嘴笑笑,又说,“我记得毛坡有个高松树。是不是叫高松树?那里好像有好多野果果。是不是?”

“是。你没有记错。”

“还有个张满无机,对不对?”

“对。”

“还有个邓家屋基,那里有好多丝茅草。对不对?”

“对。”

堂弟兴奋地回忆他的故乡。并且很高兴得到我的确认。可怜的是,他离开故乡的年纪实在太小了,存在于他脑海里更多的是羊群。而那里并不是他的出生地。也许那是他的伤心地。只是他跟我只字不提。他有时像个坏孩子,很野蛮地跟他的伙伴说笑打闹,有时又很天真,尤其他问我关于故乡的事物时眼里充满了想往。可他更多的时候却像个大人,成熟而又压抑。

我在四叔家里住了短暂的一天。那之后又是两三年没有见面。

等我再见到他们父子的时候,地点已经换到了外省。四叔带着堂弟到了浙江一家砖瓦厂。厂子里一大半是四川人。并且大多是我的亲戚。当时大姑父的弟弟承包了那个砖厂,我在附近做针织时,曾在砖厂里住过一段时间。四叔一家正是我在砖厂那段时间来的。

堂弟的头发剪短了一点,却可笑地留着一撮小胡子。

“在西昌实在管不住他了。怕他跟那些娃儿混出事情来。”四叔无奈的样子。

堂弟在异乡并没有感到不适应,他和四叔一起在砖厂里干苦活。因为他没有文凭,连个普通的电子厂也进不去。

“为什么不读书?”有一天我问他。

“不想读。”

“为什么不想读?”

堂弟忍了半天,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:“学费呢?”笑眯眯地望着我。

我原本在心里还有点埋怨四叔不该离开村子,在家里认真种地也许可以供堂弟上学。可我突然想到自己,只好沉默。

堂弟来到砖厂后,变成一头吃苦耐劳的小牛,头发从早到晚都是灰扑扑的。因为他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砖坯车间。上班的时候看着很像个大人的样子,但在他的裤子后包里,却装着一只奥特曼。我这才想到这个猛士只有十四岁。

四叔和堂弟做着同一份工作,因为他要时刻看着堂弟。工作中许多严肃的程序堂弟不会认真对待。他上班就跟玩一样,还不能真正理解那是一份职责。他看待工作就像看待他裤子后包里的奥特曼。

来到砖厂以后,四婶也有了一份工作:扫场地。扫地是不需要文凭的。他们比以前更节省,因为他们还没有房子,也没有土地。而这时,他们的家庭又多了一个成员——我那两岁左右的堂妹。

听说四婶的父母答应给四叔一块地基修房子。他们这次全家出来打工,就是为了挣那修房子的钱。

我看见四叔比过去老很多,他的头发掉得也快,脑门上看起来光光的。他不参与砖厂里任何赌博,也不抽烟。只喝少量的白酒,那纯粹是为了缓解疲劳。

四婶是砖厂里最不受欢迎的女人。当然,这个“不欢迎”只是私下妇人们的议论。最初他们不知道我是四叔的侄女,说什么话不避着我。

“那个彝胞,连鞋刷子都舍不得买。你没看,她天天跑去这家借那家借。啧啧,一块钱的东西都抠死的样子!”

“就是,上回来借我盆子洗衣裳。我没干。”

“嗨,这都啥年代了嘛,还说要去山上找柴煮饭。哈,哪里有柴!还以为这是她家老凉山哩!”

“咦,啥都好,就是那要命的彝话听也听球不懂。说汉话又说不清,跟她说话就像对牛弹琴。”

她们该说的一样也不漏掉,大概还想知道点新闻,兴致勃勃地问我:“你也是凉山的,她家离你们那里近不?”

“近得很。”我说。

“你们不会是亲戚吧?”她们有点紧张。

“你们说的这个女人,是我四婶。”

“啊?”

“她不姓啊,你们可以叫她乌嘎。”

我后来离开了砖厂。跟着我所在的针织厂迁到了别的地方。

四叔一家也在砖厂做了一年回去了。四婶留在家里看孩子,四叔和堂弟又辗转去了别的地方。

去年,我在河南见到了堂弟。他从天津赶去参加我妹妹的婚礼。大冬天穿着薄衣服,冷得发抖还说不冷。

“练练气功就好啦。”他说。

几年不见,居然学会了气功?

带他去衣服店,逼迫了好久才选了件不太厚的打折外套。四十元。

那天在河南喝了很多酒,不知道为什么,他的心情十分低落。话也特别多,他靠在凳子上,后来居然掉了眼泪。

“姐姐,你晓得不,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像张国荣一样,啪,从二十四楼跳下去。是二十四楼吗?好像是。但是那样太恐怖了,我想最适合我的是,穿一身白色的衣服,然后把头发也留得长长的,染得白白的,然后——吃下一整瓶安眠药。多好,是不?”他甚至把自己带人了那种死亡的幻境里,脸上表露出很享受的样子。

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谈话,我发现他并非自己所说的抑郁症患者,他最大的病因是穷。因为在说到自己新建的家的时候,有点声嘶力竭:“我现在连个厕所还没有啊!姐姐!”

我一言不发,呆呆地望着他被泪水模糊的眼睛。他的呼喊就像四叔曾经丢失的那块土地的叹息。四叔曾经的抱负,想要出人头地的理想,如今只化作堂弟声嘶力竭的呼喊。

“你起码有房子。差个厕所算啥?我回去帮你修!要得不?你问问姐姐,我们家以前比你现在还糟糕,搭个草棚子住在河边,吃不像吃穿不像穿,你问——”弟弟劝着堂弟。但他自己也忍不住红了眼圈。

酒醒以后,堂弟又变成开朗的会气功的幽默少年了。

今年四月左右,四叔从新疆打来电话,说工地上的老板很不好,活路太累,伙食也不好,还不预支工钱。想借点路费离开那个地方。他和堂弟两个人加起来身上只有一百块钱。问我借一千块路费。

原本说是来广东找工作,我也希望他们来这里。就在四叔打电话的那天下午,我去招聘点看了看,所有招工单位都把年龄定在四十岁以下。四叔的年龄已经超了好几岁。即使年龄合适,也没有文凭。

考虑到没有文凭,又怕给我们增添麻烦,四叔最终没有带堂弟来广东。他们回了凉山。四叔在西昌附近找活干。堂弟去了浙江某工地,一个人。他今年还不满二十岁。

我此时写下这篇文章,却不知道怎么结尾。这也许就和当年四叔离开村庄一样,一心只想走出去,与自己的命运来一次斗争,至于往后的结局,他那时一定不会多想。

我想人的选择有时就和树叶一样,从树上落下来,之后的命运多半是听凭风的安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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